2024年2月26日

  这些大房子(马洛卡)是将沃佩斯河上的人们团结在一起的黏合剂。信奉欧文主义的华莱士被深深打动:“我禁不住要羡慕在族长制度下一起和谐生活的众多家庭的社会化和舒适程度。”可悲的是,几十年后,马洛卡被慈幼会传教士故意毁坏了。在20世纪20年代,人类学家柯特·尼穆恩达伊(Curt Nimuendajú)惊恐地看着这些人摧毁最后一批这类大房子中的一间。他知道这些公共大厅是“一种象征”,是被强加了基督教的社会的“真正堡垒”。“印第安人自己的文化就浓缩在马洛卡中:里面的每件东西都散发着传统和独立。而这也是它们必须倒下的原因。”

  *文章节选自《探索亚马孙:华莱士、贝茨和斯普鲁斯在博物学乐园》( [巴西]约翰·亨明 著 三联书店 2023-2)

  大部分亚马孙河流都是空无一人的,但旅行者偶尔能看到印第安人乘坐自己的独木舟

  华莱士沿沃佩斯河向上进得到的奖赏就是看到未受外界影响的原住民,他们一直根据自己庄严的传统过自己的生活。在1851年6月至9月的十周时间里,以及随后在1852年2月至4月的十二周时间里,华莱士都与这些印第安人在一起。来到巴西三年后,华莱士对第一次见到真正未开化的印第安人而感到兴奋……他们仍然在自己生活的地方保持所有的本土习俗和特性。他知道只有很少的旅行者曾见过这类人,因为只有在远离白人居住地或者商道的地方才能发现这些人。他们超出了他的所有期望,并且“是全新和令人吃惊的人群,就像我被……运送到一个遥远未知的国度一样”。

  在整个17世纪以及18世纪早期,葡萄牙奴隶贩子将亚马孙干流及其所有大支流中能够进入的部分都彻底扫荡一空。内格罗河中部的马瑙人封锁了这条河流,直到他们在18世纪30年代被打败。随后在1750年,对印第安人的奴役被正式禁止。所以,虽然人口贩子开始掠夺内格罗河和布朗库河上游的部落,但他们并未摧毁这些河流支流(如沃佩斯河)上的民族。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修道会的传教士已经让内格罗河干流上生活的很多人转变成虔诚的基督徒。但随着耶稣会以及其他教会被驱逐,就不再有传教士让更偏远的部落改变他们的信仰。

  华莱士开始了解沃佩斯河及其支流上的很多部落。他最终命名了干流上的十四个民族,包括图卡诺人(Tukano)、瓦那那人(Wanana)、德萨纳人(Desana)、塔里亚纳人(Tariana)、图尤卡人(Tuyuka)、卡拉帕纳人(Carapana)和库比欧人(Cubeo)。所有这些印第安人都讲图卡诺语(Tukanoan)的变种,但塔里亚纳人讲的是阿拉瓦克语。

  这些人通常彼此和睦相处,并且在衣服、装饰以及社会各方面几乎都是一样的。这些部落的男人都相当高,而且男人和女人的“身材都非常好……简直是人体之美的活生生的例证”。他们有乌黑、光滑和浓密的头发,他们的皮肤是铜棕色,没有任何体毛或面部毛发(长出的小毛发都被拔掉了),而且他们普遍的面容与好看的欧洲人只有肤色上的差别。每个人在项链上都悬挂着自己珍视的宝物:白石英做的长圆柱。这些垂饰非常珍贵,因为它们来自遥远的安第斯山,而且用来悬挂它们的小孔要花好几年时间才能钻出来,并且只能使用在细沙和水中旋转的野生香蕉叶进行钻孔。男人们唯一的衣服就是腿间系着的一小块内侧树皮,一些人也有非常珍贵的美洲豹牙腰带。部落的男人和女人们都在大腿上系着“吊袜带”,而很明显这只是为了让他们的腿能迷人地凸起来。女人们通常是的。与大多数其他观察者一样,华莱士说他对这种自然裸体几乎没有任何的想法——其暗示程度比不上那些穿着透明衣服的欧洲舞者。“在这些人看来,颜料似乎就被看作是足够的衣服,他们身体的一些部位上从来少不了颜料。”

  在跳舞的时候,男人们会佩戴美丽的羽毛饰品。德萨纳人的头发从中间分开,并且从他们背后垂下来,头发梢用猴毛绳牢固地绑起来,并且可能会装饰着瀑布般的白色苍鹭羽毛。在他们的头顶,每个人都戴着一个木梳或者一个用红色或黄色巨嘴鸟羽毛装饰的王冠。加上他们没有体毛,并且拔掉了眉毛,这让他们有一种近乎女性的外表。[华莱士非常认真地怀疑在奥雷亚纳(Orellana)的第一个西班牙人在1542年看到的“亚马孙人”可能就是类似的看起来像女性的战士。]当跳舞时,女人们会穿着方形坦噶(tanga)腰裙,上面有呈优雅对角线排列的串珠。黑色(格尼帕树)、红色(胭脂木)或黄色(矿物)的身体颜料画成的对角或菱形图案让她们的皮肤熠熠生辉,并且她们的脸上还装饰有深红色条纹或圆点。

  这些部落的一个显著共同特征是拥有宏伟的公共棚屋,在拉杰尔混合语中它被称为马洛卡(maloca)。在沿沃佩斯河向上驶四天之后,华莱士第一次见到了属于德萨纳人的马洛卡。这个棚屋呈矩形,大概有30米长和12米宽。华莱士钦佩印第安人是如何让一根中间横梁贯穿整个房屋,并且能够如此优美地保持笔直和光滑……主要的支柱、房梁、椽木和其他部分都是笔直的,它们与所需的强度相称,并且通过一种连水手都敬佩的方式用劈开的匍匐植物将它们绑在一起。“这些树干支柱高9米或更高。在屋顶房梁上斜立着巨大的棕榈三角山墙,它的另一端正好落到地面。因此,这些建筑非常类似于早期的基督教长方形教堂。屋顶的茅草密集而整齐地缠绕在一起,并且是完全不透水的。厚厚的墙壁能阻挡箭镞甚至是枪击。即使当下大雨时,马洛卡内部也能保持干燥。三角形立面覆盖有兽皮,上面装饰着明亮的几何设计。墙上包含一扇很大的门,这是内部光线的主要来源。”

  在内部,马洛卡拥有教堂一样的舒适幽暗。每个棚屋都能装下来自十几个家庭的大约100人,但是会有超过三倍的人来到这里跳舞。在中间过道的两侧,每个家庭都有一个由棕榈房顶隔间形成的“像伦敦剧院里包厢一样的私人房间”。酋长和他的家人会坐在呈弧形的远端。在棚屋中间有一个空间供孩子们玩耍和跳舞,并且棚屋非常干净整洁,一尘不染。人们当然是睡在吊床上,所以每个家庭唯一的其他家具就是矮凳子和储物篮。个人武器和饰品可能会悬挂在椽木上。大一些的炉子、罐子和其他用于准备公共餐食的器具会放在棚屋的中间过道上。

  这些大房子是将沃佩斯河上的人们团结在一起的黏合剂。信奉欧文主义的华莱士被深深打动:“我禁不住要羡慕在族长制度下一起和谐生活的众多家庭的社会化和舒适程度。”可悲的是,几十年后,马洛卡被慈幼会传教士故意毁坏了。在20世纪20年代,人类学家柯特·尼穆恩达伊(Curt Nimuendajú)惊恐地看着这些人摧毁最后一批这类大房子中的一间。他知道这些公共大厅是“一种象征”,是被强加了基督教的社会的“真正堡垒”。“印第安人自己的文化就浓缩在马洛卡中:里面的每件东西都散发着传统和独立。而这也是它们必须倒下的原因。”

  华莱士注意到沃佩斯河上这些民族特有的各种习俗。其中一个就是母亲通常会在马洛卡中生产,并且在分娩过程中,棚屋中的所有东西都要拿走,“甚至罐子和坛子、弓和箭也是如此”,并且会这样持续到第二天。母亲会带着婴儿到河边,洗涤自己和孩子,随后她会在大棚屋中休息四五天。在青春期之前,少年儿童大部分吃木薯粉蛋糕和水果,他们不吃任何类型的肉,只有少量很小的硬骨鱼。在青春期,女孩要经历比男孩更艰苦的折磨。每个女孩都会在马洛卡中隔离一个月时间,并且只有粗劣的饮食。她随后会被带出来(当然是地)到自己的亲戚和朋友中间,并且“每个人会用一根楝(一种有弹性的攀缘植物)穿过她的背部和胸部狠狠地打五六下,直到她失去意识倒下,甚至有时会死去。如果她能恢复,那么这个过程会重复四次,每次间隔六小时……”女孩随后就被视为是女人。她就可以吃所有食物,并且能够结婚。男孩们会经历类似的启蒙,但是严苛的程度要低一些。

  另一种只能在这些民族中发现的“最稀奇的迷信活动”就是用博图托(botuto)在一些节日上演奏音乐。每个马洛卡都有好几对这类的神圣的喇叭或号角。对华莱士来说,每对乐器都“发出一种不同的音调,而它们能奏出一支相当好听的协奏曲,有些类似于单簧管和低音管”。但1852—1853年来到这里的斯普鲁斯则说它们发出悲伤的隆隆声。喇叭会隐藏在远离马洛卡的地方,并且只会为了特殊仪式才拿出来。当听到喇叭声接近时,所有女人和孩子都会跑开,躲进森林中或者某个小屋里,并且保持不可见,直到仪式结束。这是因为博图托是如此神秘,“以至于任何女人都不能看到它们,违反者会被处死”。如果一个女人看到了一个喇叭,即使无意中看到,“她也必定会被处决,一般是用毒药。一个父亲将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女儿,或者一个丈夫会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妻子……”

  理查德·斯普鲁斯获得了这些危险喇叭中的两个,并将它们发给威廉·胡克,放在后者位于邱园的博物馆中。它们是“不方便打包的货物”,并且“它们虽然看起来可能是无辜的,但已经在本土造成了相当多鞭笞和毒害”。由于它们具有神奇的力量,“因此我费了很大力气才将它们带出去”。“我将它们包在毯子里,并在深夜将它们放到我的船上,并放到船舱地板的下面,在我的印第安水手看不到的地方,因为如果他们知道船上有这些物品的话,他们都不会跟我上船”。这些珍贵的神器现在仍然珍藏在邱园经济植物收藏品中。每个喇叭都有大约90厘米长,在一端有一个很厚的黑色喉舌,并且有一个像巨大扩音器或羊角的扩口共鸣箱。这个共鸣箱是由大花木荚苏木(yévaro,Eperua grandiflora,一种在沃佩斯河上常见的高大河边树木)宽阔的深棕色树皮条带制成的螺旋形线圈,并且用藤条和绳索固定在一起。它是一种丑陋的乐器,被赋予了险恶的魔力。

  每个马洛卡都有一个世袭酋长(tuxaua),他的家庭生活在这座矩形大房子远端的弧形拱点处。但华莱士了解到,这些酋长仅仅是拥有平等地位的人中的首领,他们对部落成员几乎没有统治力。这里也有很多巫医,他们的治愈力量被人们高度看重,因为与其他一些亚马孙原住民一样,这里的人们也认为每个少年或年轻成年人的死都是由中毒或者敌人的邪恶巫术引起的。这两种想象中的死因都需要报仇,而这可能会导致一种复仇循环。

  斯普鲁斯生动地描述了如何在宏伟的“秃鹫之巢”瀑布(伊帕诺雷)的房子中埋葬一名塔里亚纳女性。葬礼从她死后就立即开始,并且会不间断持续进行,人们会在马洛卡中挖掘她的坟墓,并把她的尸体放到里面。“在日落时,所有人都会聚集到这个地点……围绕坟墓坐着……并且使劲将土拍打到尸体上[以防它被人用巫术搬走]……当夜幕降临时,会在坟墓上生一堆很大的篝火……属于死者的所有东西都会被扔进火中——她的吊床、及踝长裙(saya)、篮子、火种箱等。大火会一直燃烧,人们整夜都在它周围唱歌哭泣”。在这个去世女性的例子中,被怀疑导致她死亡的女巫医是伊帕诺雷酋长伯纳多(Bernardo)的姑妈,而这位酋长让她免于被复仇式地处决。在很久之前,一些房子里拥有超过100座坟墓,但当马洛卡里面满了的时候,土葬就在外面以墓地的形式继续进行。华莱士在塔里亚纳人和图卡诺人中间观察到,尸体会在一个月后被挖出来,并用一口巨锅来煮正在腐烂的尸体。当“所有容易挥发的部分都带着一股最可怕的气味飘走后”,剩余的“炭块”会被捣成粉末,然后与卡西里木薯酒混到一起,让集合到一起的人都喝下去。“他们认为这样死者的精神就能传递给饮用这种酒的人。”

  华莱士碰到的最偏远的人要算是讲图卡诺语的库比欧人。他在第二次沿沃佩斯河向上游旅行时在一个名叫瓦鲁卡普雷(Uarucapurí)的小村庄中见到了这些人,当时他经过了十二天无数的急流后才到达位于“美洲豹瀑布”西北部的这个村落,随后到达穆库拉(Mucura),也是他行程的最西端。他在穆库拉度过了两周时间,希望能进行有收获的收集工作。印第安人“成群地来看‘布朗科’,并且疯抢了我的鱼钩和串珠,他们给我带来鱼、高杆艳苞姜(pacovas,Renealmia exaltata,一种药用植物)、木薯粉和木薯粉蛋糕,以及我想用这两样东西交换的任何物品”。库比欧人“非常英俊,所有人都身姿健美,身上画着好看的彩绘,并且戴着白色串珠做成的臂圈和手链”,但他们至少在两个方面不同于河流下游的部落。其中一个方面是他们戴着瓶塞大小的耳塞,并且包着一块白色瓷器。另一个不同点在于,他们是真正的食人族。他们会吃掉自己在战斗中杀死的敌人,甚至会为了拿人做食物而发动袭击,而且他们会熏制和储存多余的人肉供日后食用。此外他们还会吃掉浸入卡西里木薯酒中的死去亲人的象征性碎片,这类似于所有图卡诺人都会进行的葬礼仪式。这里不相信来世,再生成为一只动物看起来倒是有可能。因此,这些人会避免吃大型动物,如西貒、貘或者雄鹿。其中一个人对斯普鲁斯说:“如果雄鹿是我们的祖父的话,我们怎么能杀掉它?”所以他们基本上只吃鱼肉。沃佩斯河上的印第安人拥有其他原住民都具备的捕鱼和狩猎技巧。华莱士介绍了他们与众不同的渔网、篮筐陷阱和精心制作的鱼梁。当鱼被鱼梁困住后,他们在抓电鳗和食人鲳时会格外小心。

  只有原住民男人才有射中游动中的鱼的技能,他们使用的箭具备可拆卸式的带刺箭头。旅行者要靠印第安人的捕鱼和狩猎来获取食物

  由于他在沃佩斯河上只度过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而且他的行程还有如此多其他重要事项(急流、生存和收集),所以他无法对这些人的社会和信仰进行深入的人类学研究。当华莱士离开英国时,人类学几乎还未作为一种学科而存在,所以他没有接受过培训,甚至没有可以学习的范例。但令人惊叹的是,他的确学到了这么多东西,而且出色地报告了这里的情况。他的人类学笔记在他出售博物标本的谋生手段中没给他带来任何东西。他做这些事只是为了满足他的求知欲,并且展示出他在碰到未受外界影响的印第安人时的喜悦。

  华莱士还编制了沃佩斯河下游人们所用的词汇表。对于一个没经过语言培训并且只在部落村庄待了几周时间的人来说,他在这方面也取得了出色的成就。由于他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所以并没有之前的研究能让他借鉴(纳特勒的论文已经丢失)。他制作了一份包含11种语言的图表,上面有98个身体部位、家庭成员、炊具、食物、颜色、一些动物、数字甚至一些俗语的对比文字。他对三个讲图卡诺语的民族[沃佩斯河上的图卡诺人和库比欧人,以及雅普拉河上的奎雷图人(Cueretu)]、六个讲阿拉瓦克语的民族[塔里亚纳人、巴雷人(Baré)、威南贝乌人(Wainambeu)以及来自沃佩斯河、伊萨纳河和内格罗河上游的三个巴尼瓦群落]以及索利默伊斯河上处于隔绝状态的朱里人(Juri)语言做了这方面的研究。他在旁边还包含了英语以及基于图皮语的拉杰尔混合语,后者是“一种简单悦耳的语言”,亚马孙干流上的所有普通人都讲这种语言,而且它是一些欧洲人首选的语言,也是上门推销商和印第安人之间的主要沟通方式。华莱士尽全力根据发音来拼写这些民族特有词语。因此,虽然人类学家们后来制作的词汇表要更加周密和准确,但这位年轻博物学家在这些读音方面所做的工作要好于伟大的巴伐利亚人卡尔·冯·马蒂乌斯在他1863年出版的2卷关于巴西印第安人民族学和语言的研究。

  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亨利·沃尔特·贝茨和理查德·斯普鲁斯是一个半世纪之前探索亚马孙丛林的三名年轻的英国博物学家。他们每个人都探索了这条未知的河,经历了很多激动人心的冒险时刻:面临过可怕的急流和谋杀的威胁;遇见过偏远的土著居民;也遭受过船舶失事、饥饿、疟疾的猛烈发作,以及其他的诸多磨难。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非常享受在这个森林与河流的“天堂”的数年时间。他们收集了数以千计的新种昆虫和植物。除了对亚马孙环境相关知识所做的巨大贡献之外,他们每人分别以其中的一项发现而闻名遐迩。华莱士被公认是与查尔斯·达尔文共同发现自然选择进化论的博物学家。贝茨发现了昆虫的保护性拟态——这种自然现象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斯普鲁斯将19世纪最有药用价值的植物——抗奎宁金鸡纳树传入了印度,将无数生命从疟疾中挽救出来。

  约翰·亨明凭借自身的亲身经历追溯了50年前亚马孙地区的情况,是世界上最为了解亚马孙地区和撰写相关文章最多的人。本书是第一本综合三位研究亚马孙地区博物学家经历的非常详尽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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